李自成在北京为什么要拷打明朝投降官员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运转是需要财政支持的，而财政的来源就是没收明朝官僚地主的家产，其中交不够银两的高官贵戚就要面对无情拷打，虽然他们投降了。而形成这种政策的原因如下:

一、李自成出身农民阶级，受恩于农民阶级，所以政策上也就偏向农民阶级。

李自成出身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陕西米脂县驿站下岗职工。李自成无钱还债被债主殴打时，是饱受苦难的百姓救下了他，并一起落草为寇。李自成被明朝军队多次打得全军覆没，甚至老婆都丢了，是饱受苦难的百姓不离不弃，源源不断归属他，和他共铸大顺王朝。

无论阶级出身，还是个人情感，李自成都偏向农民阶级。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军队攻下洛阳，杀死福王，将福王府堆积如山的钱粮分给百姓。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中央政权，并宣布对农民三年免征，财政来源为没收官僚地主的家产。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长安称帝，建国大顺，年号永昌，延续对农民减免赋税的政策，继续没收剥削阶级的财产充当军费。攻下北京后依然执行“追脏助饷”政策，就有了拷打投降明朝官员以获钱物的事情。后来兵败撤离长安时，李自成部属拒绝焚毁军粮，留予秦地百姓活命。

二、没收官僚地主财产，是种简单有效获得财政来源的渠道。

当时的百姓历经连年天灾、每年激增的苛捐杂税、不停歇的战争，连活命都是一种奢望，哪有什么钱粮可供税收。能活命的话普通百姓没几个愿意反抗朝廷，参加起义也只想混口饭吃活下去。而官僚地主通过多年剥削手里掌握着大量的钱粮物资。李自成为民时被这些人欺压，起义后这些人不是镇压他就是在镇压他的路上，李自成对这些人肯定没什么好感。场面铺得越大，运营费也就越高，攻克北京如日中天的大顺财政，就靠这些人了。“追脏助饷”的成绩也是斐然，据说共得白银七千万两。崇祯皇帝求而不得的钱财，就这样被压榨而出。

那么“追脏助饷”政策对大顺政权有何影响？

这就要功过两分说。这种政策一直简单粗暴有效地解决着钱粮物资问题。造反初期农民阶级和官僚地主阶级是对立阶级，饥饿的农民靠抢夺地主富户来活命，天下受压迫的农民跟着闯王不再受欺压还有饭吃，队伍不断壮大。建立政权后升级为没收“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的家产充作军费，而农民则三年免征赋税。百姓争相归顺。

李自成军队轻易从长安打到京城，快速截断崇祯皇帝南迁之路，如此硕果，离不开明朝官僚地主阶级的望风归顺。建立大顺政权后，李自成就应该考虑如何妥善对待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的问题。尤其攻克北京后，这些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就不再是敌对势力，而是大顺臣民，应妥善利用对待。大顺高层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采取“追脏助饷”等政策对待这些人，对投降派犹如当头一棒，激化了矛盾对立。没有妥善对待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是大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是失去大量人才补充，无论量还是质。大顺的官员要么是农民，要么是下层知识分子，连文臣之首牛金星，也只是个举人。官僚地主阶级投降派只要运用得当，确实能成为一股助力。而大顺只录用了少量的大明三品以下官员，三品以上更少。这样使得大顺失去了补充有治国经验和战略眼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机会。例如大顺高层还没有意识到大明残余势力已不再是大顺头等敌人，轻视了山海关外的劲敌，还在南方战线上集结重兵。

二是激化了阶级矛盾，把这些投降派推向了大清，削弱了自己强大了敌人。官僚地主阶级归顺如云的原因，一为保命，二为保财。但大顺的政策使得他们不光钱财落空，交不够钱时人身安全也受到极大威胁，很多昔日的达官贵人死在拷打之下。这种政策更是逼反了一个关键人物吴三桂。听闻崇祯皇帝驾崩，本来勤王的吴三桂全军哀祭之后，做出与其投降大清外族宿敌、不如投降大顺的决定。但还没到京城就听到父亲吴襄被拷饷、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刘宗敏霸占的消息，冲冠一怒的吴三桂不仅为红颜，也得为自己和手下考虑，倒向了大清。而李自成没有意识到这点，没有集结更多的军队就出兵山海关，被大清和吴三桂联军打得大败，只能在皇宫匆匆举行登基大典后西撤。

一直在辽东觊觎的大清终于得偿心愿，进入山海关，开启问鼎中原之路。大清也会收买人心，高举“报君父之仇”、“剿贼”的旗号追杀大顺。这让饱受财产性命双威胁的官僚地主阶级有了一种新的选择，而且大顺的高压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人投降外族的抵触心。一时间昔日云集投降大顺的官僚地主又云集投降大清，纷纷袭击大顺军队，改装易发为大清效力。

后来李自成也意识到政策的错误，败退长安时废除了“追赃助饷”政策，但为时已晚，大清骁勇善战，加上放弃湖广等战略错误，大顺势弱难返。永昌二年李自成意外地被九宫山地方武装杀死。新生的大顺犹如流星，耀极一时又猝然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