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国画是不是必须要先学会书法

是的书画同源，先书后画。

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两者在其工具材料上的相同，特别是毛笔这一特殊的工具，其执笔、运笔的方法也是基本一致，而另一方面是关于用笔的要求，自古就以中锋为上的基本规范和理念，作为书法和中国画所秉持。所以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书画自古就是相通，古人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用石涛的话说是“其具两端，其功一体”。历史上一身兼书画二任者大有人在。有以书入画者，也有以画入书者，有以画名世者，也有以书名世者，所以就出现了画家的书法和书家的绘画。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之笔墨意趣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长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高水平的其法与理都是相通的。

在书法史上画家书法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简单一点说从宋代的米黼开始，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的石涛、八大、郑板桥、金农、赵之谦等，除了在绘画上的成就之外，他们在书法艺术上面也有特殊造诣，他们的书法在那个时代中也可谓独放异彩。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家也都是享有盛誉书法名家啊！他们书法方面的成就在他们绘画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因此说明书法给他们的绘画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反，他们的书法又得益于在绘画形式美方面的启发，使书法所表现出不同于纯粹的书家的魅力。

画家书法比较有造诣者，常在书法形式中另辟蹊径，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和语汇，个性鲜明，“艺术”意味突出。宋代的尚意书风，米黼最为典型。董其昌的山水画以淡取胜，又以其画之淡墨，运用于书，使其书法之墨法层次丰富，于笔法之外，从墨法上开创新路。八大堪称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的代表。他将书法和绘画两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使其书法充满了画意，绘画增强了书法的意味。三百年来八大是以画家名世的，但人们往往忽视，它的绘画成就是以其深厚的书法功底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书法上的“八大体”，也就不可能出现风格独特的八大画的风格，书画兼通的八大十分重视书画的内在联系，不仅在创作实践上将书法的用笔和字体的空间造型渗透于绘画，而且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画法兼之书法”的主张。八大不仅工真草隶篆诸体，而且还是最早以篆籀笔法入行草的书家。八大的作品以书入画，不是简单的书画拼加，也不是把绘画变成纯抽象的符号，而是将书法语言因素有机地渗透到绘画中去，使绘画语言更为丰富。其以书入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书法丰富而内敛的中锋用笔运用于绘画挥写中，一是用书法抽象的空间构成处理画面的造型布白。其绘画的奇古造型，如石的上大下小，鸟的鼓腹缩颈，弓背露一足，树干的上粗下细等失重造型都能从其书法的空间结构中找到渊源关系。八大以画入书，可分为精神层次和技术层次两方面。在精神层面上，追求画意通书意，将写意画的神采意绪渗入到书法。自觉地把绘画的幽默感和稚趣感融入书法的字里行间，使其书法朗润可爱，幽默有趣。在技术层次上，八大善于把写意画的笔墨和空间图形的特征渗入到书法中来。八大作画用笔凝重洗练，其书法用笔也是很简练。在章法布局中有意压缩或涨大其字的空间，也是受其绘画空间图式影响的。书法发展到清初，形成种种固定的模式，帖学已呈显出僵化的态势。极具个性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八大，不愿随前人亦步亦趋，采取了书法兼之画法的方法进行了创新。扬州八怪的金农、郑板桥，也以其鲜明的个性进行了书法的创新，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再如近现代的吴昌硕、黄宾虹，其书法更有其独到之处。吴昌硕的书法上溯先秦石鼓文，反复研究，在篆书上独树一帜，他将大篆运用于花鸟画，使其画中的花鸟，雄浑厚重又灵气逼人。任伯年当年就说到，吴昌硕的花鸟画与时下皆不同，他日必成大器。黄宾虹一生始终奉信画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在书法上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就不低于其绘画成就，只不过其书名被画名所掩。今日画坛掀起了“黄宾虹热”，多数摹仿者仅得形似，而不知黄宾虹先生绘画的内在奥妙。真正要了解黄宾虹的绘画艺术，必须要研究他的书法以及“以书入画”的途径。黄宾虹的书法，尤其晚年的书法，在墨法上有很大的创造。他将绘画中的“浓淡枯润”之墨运用于书法创作之中，苍中含润，润中有苍，是真正的“浑厚华滋”。可惜目前的书坛画坛对黄宾虹的书法成就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林散之多年从师于黄宾虹先生学画，画虽然没有出名，但是书法却自成一家，名显于当代，成为一代草书大师。林散之的书法成就与从学黄宾虹的书画有着直接的关系。以淡墨入草是林老书法的一大特点，也是他从多年研究学习黄宾虹绘画的墨法中得来的。

无论是“骨法用笔”的基本要求，还是笔墨规范中的“写”的意韵，书法对于中国画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书画同源的一般性的认知，而是中国画之所以不同于外国画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画发展的核心所在。

书法与中国画的特殊关系，表现在审美上成为西洋画所没有的一项特别的内容，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遗产。遗憾的是这麽重要的内在关系在我们当代中国化教育的基础培养上，至今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起来。中国画在二十世纪逐渐西方化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书法在当代失去公众性的整体走向，也逐渐脱离了书法的基础，而建立起一种与当代审美相适应的造型的基础。其中原因还有：一、画家已经不太注重书法在画里的重要性；二、以西方绘画构图模式的画面中已经不容书法的加入；三、不求或少求意境的当代中国画审美也不需要“画之不足，题以补之”。中国画不仅在基础上游离于书法之外，而且在审美上、品评上也脱离了书法的规范，那么自古就为文人称道和欣赏的画家书法，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将逐渐消失了，这是当代中国画的悲哀，还是当代中国书法的遗憾，可能两者都需要反思。

中国画与书法的疏离的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端倪。当时在改造中国画的具体要求中，在要求中国画为社会服务的现实关怀下，新人、新国画的出现，带来了中国画的新面貌，其中的题款比较多的是画题加名款的方式，但是，画面讲究书法的用笔，以及题款讲究书法的水准，仍然没有因为改造而废弃。应该看到在五十年代改造国画的过程中，笔墨和形式都在改造之列，其中利用旧形式为新内容服务，在当时也成为改造传统中国画的成果之一，这之中重要的就是关于题跋的问题。许多老画家以自己在古典诗词方面的修养和书法的功底，利用题跋的内容“补画之不足”成了当时中国画改造的一个亮点，画家钱松嵒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已经不讲究书法的基础、书法的功力、书法的水平，那么我们来看当代画家的书法，已经很难有上一代画家那样的整体水平。实际上字写得好的画家已是凤毛麟角了。众所周知浙派代表人物，不论是黄宾虹、潘天寿，还是陆维钊、诸乐三皆为碑派书法大家。黄宾虹精三代金文，潘天寿擅篆隶，行书则出自黄道周，成为一家之体；陆维钊也为一代碑学大家，创蜾扁体，碑行书则恣肆狂放；诸乐三则受吴昌硕影响，书法风格皆缶庐风貌。他们的绘画所以能够达到造化生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书法的锤炼。碑学书法的失落，从根本上造成了当代浙派山水画与写意花鸟画骨气的弱化，不复有黄宾虹、潘天寿浑厚华滋、骨势洞达和金石气的雄强笔墨，而是一味求雅、求逸、求淡、求清，从而走上复古主义的老路。这与黄宾虹、潘天寿求肆、求拙、求为金石气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将从根本上制约当代山水画与写意花鸟画的未来发展和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当然问题不是一天产生的，而解决问题的努力更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如果中国画还要恪守其民族绘画的样式和审美的特点，那么重新连接国画与书法的关系，才有可能将中国画从发展的歧途中领入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