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瞿秋白：多余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多余的话》一书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但其强烈的“自我谴责”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他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但坚决不作烈士状，对自己是否为叛徒不无犹豫的语气，确实暗示了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生于江苏常州，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5年就义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临就义之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自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就义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